個人閱報紀錄，本地財經儲存2012: November 2012

Friday, November 16, 2012

張滔：大陸貪腐對香港的影響

張滔：大陸貪腐對香港的影響

作者﹕張滔

【大紀元1月18日訊】去年，中共當局打了幾隻大老虎，但大陸的貪污腐化、官商勾結、道德淪喪、弱肉強食的情況，不但沒有遏止，反越來越嚴重。看來，這情況還會繼續發展下去，變得更為嚴重，真不知道那將是一個怎麼樣的盡頭？

香港特區與中國大陸，僅是深圳河一水之隔；每日兩地往來的人次，以數十萬計；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而密切的關係；而且，雖然是「兩制」，卻在「一國」之下。香港特區是不能夠不受到中國大陸這種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影響的。不瞭解這種影響，也就不瞭解香港特區當前的處境及其發展趨勢。

在港發生與大陸有關的事件

先來說一說幾件已發生的小事和大事，這是大多數港人都知悉而與大陸有關的。

有毒食物由大陸輸入。繼毒奶粉之後，有毒蛋類、魚類、罐頭、粉絲、腐竹等等，不斷接二連三地出現，蘇丹紅和孔雀石綠已成為港人熟識而聞之色變的名詞。經營這些輸港食物的商戶，大受打擊。

一個來自武漢的女碩士，在香港城市大學攻讀博士，竟然向指導她的教授行賄，索取試題。她被廉署檢控，被判入獄六個月。事後，她表示並不知道這樣的行為，在香港是犯法的。大抵這樣的事情在大陸已見怪不怪，大為流行。

一個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在日本曾取得碩士。他乘坐巴士，被另一位乘客勸告，把嬰兒車摺起，以免阻塞通道，他竟然動粗，咬斷那乘客的拇指。結果也被檢控。

這兩個有大陸背景的人，都具有碩士的學歷，可算曾受高等教育多年，他們受過的到底是怎麼樣的教育呢？由此也可以略見，中國大陸的教育培育出怎麼樣的人。

較大的事，是中國大陸派駐香港的高級人員，如劉金寶，貪污了數以億計的公款，結果被調回國檢控，坐了牢。

嫖妓、吸毒、家庭悲劇和樓價

在中國大陸，色情事業氾濫猖獗。不少單身漢和有家室的人，幾乎每週都到香港鄰近的城市去嫖妓，更有回去包了「二奶」的。

在假日，香港政府派人在回國的通道派發傳單，特別是勸告青少年不要在國內吸毒，因為毒品在國內容易買得到和價廉。由此可見，毒品在國內的普遍，對港人的毒害。

在一些公屋屋村，高空擲物和亂拋垃圾，觸犯者大多數是國內來港的新移民。一些港人回內地娶妻，經多年輪候，妻子終於獲得居留權來港團聚。這些家庭的妻子兒女，由於未能適應香港的新環境，道德觀念也有很大距離，往往發生悲劇。

近年來，香港豪宅的樓價，比一般的樓價飆升快得多。據聞，買家很多是來自國內的，一方面是為了取得居港權，另一方面是把不從正路得來的巨資，逃出國境，一旦事發，再由香港逃往外國。香港成為了一個洗黑錢的中轉站。

中資機構和商業道德

以上的影響，可說是較淺層次的，再來說一些一般人不易察覺而層次較深的影響。

在中資機構中的貪污腐敗，必會越來越普遍。劉金寶只是已被揭發的一個例子，以後還會有越來越多的案件。這些機構的高級人員，都是從國內調來的。在國內，他們已習染了貪污腐敗的風氣，來到了香港，會擺脫這樣的風氣嗎？在港收斂的財富，更易瞞隱和逃到海外，他們會因而更猖狂。在港進行貪污，往往要與香港商人勾結，香港商人因而也越來越多狼狽為奸而敗壞了。

有人說，國家駐港機關，是清水衙門，沒有什麼油水可撈，所以很多人不願調來香港，倒不如在國內可以肆意上下其手。但既調來了，也忍不住要找機會撈一點。據聞，港人被推薦為人大和政協，是有暗價的。香港商人也樂意行賄，因借此名銜在國內經商，一定方便得多。又據聞，中方收買一些泛民主派人士，那個聯絡人，往往「落格」，從中扣取一部份收為己有。既無收據證人，便萬無一失。

不少香港商人在國內投資、經商、往來貿易，上有大大的財團，下有小小的商戶，都不能不與國內接觸。在這些接觸中，熟悉那些貪污腐敗的規律，為了本身的利益不能不服從遵守這些規律，進而精通這些規律。耳濡目染，習非成是，自己的商業道德也敗壞了，日漸把這些規律，也搬到香港的業務來。可以預見，香港的商業道德，也會日漸敗壞下去。幸而香港還有廉署和法治，那敗壞一時還受到法制的監控。

對公務員和中共地下黨的影響

香港公務員隊伍，一向以廉潔見稱，有沒有受到國內貪腐的影響呢？有的，只不過是另一種模式的收買。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高官問責制的推行和將要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問責制。行賄的不是具體的金錢，而是高官厚祿和權力。

你要成為特首一人以下的三司十一局的問責官員，最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賣身投靠，死心貼地服從北京的指令去辦事。將來要增設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也要是這樣的人才能入選。

這樣，公務員的士氣必受打擊，趨炎附勢的風氣日盛，不能堅持政治上中立的立場。這樣，漸漸便會「黨政合一」--地下黨與特區政府合而為一。

香港的中共地下黨，會不會也受到影響呢？這個地下黨，接受香港工委的中聯辦的領導，作為駐港最重要的機關也受到影響，地下黨怎能不受到影響呢？

擔任公職的地下黨員，每月都得到巨額津貼。任職公共機構的地下黨員，被迅速提升到高級位置，例如在大學，這跡像已越來越明顯。在私人機構任職的，會選為諮詢機構的成員，提高知名度和聲譽，以備更上層樓。大部份人都沒有理想了。

對傳媒和泛民主派的另一套

傳媒受控和自律，也是受到影響之一。這影響不是直接的貪腐，而是變相的高薪收買，其實質也是一種貪腐。透過與中國有重大商業利益關係的傳媒老闆，給予傳媒高層執行人員高薪，這樣的高薪是這些人員在別處無法支取的。這些人員自然心知肚明，不遵從意旨，到哪裡去找到這樣好的待遇呢？這樣，只好捫住良知硬著頭皮幹下去。而對一些前線的較低級人員，則講飲講食，施以小惠。

對泛民主派人士的進攻，更是重要的一環。對敵人的滲透和策反，一向是中共的慣技，倘在香港不使用這一套，才是不可思議的。不過，在中國貪腐風氣影響之下，這一套加多了使用金錢和腐蝕的招數。不久前，本港的一個民主政黨，不是揭露了有中方人員，向其黨員贈送巨款嗎？揭露此事的黨員是拒收的，但可相信，沒有揭露而接受了的，恐怕大有人在，吞下了第一條魚餌恐怕終於上釣而出賣良知。

另一種手法，並非一開始就贈送巨款，而是讓你生活腐化、喪失意志。例如，與你經常飲食奢華，返國內遊玩，進一步嫖妓搞婚外情。這樣，你會日漸散漫消沉，再加上消費增加，入不敷出，於是便跌入圈套，接受贈款而成為傀儡了。

影響越來越甚香港將會怎樣？

中國大陸的貪腐，是必然會影響香港的。從個人修養、社會風氣、道德標準、家庭倫理以至經濟和政治上的運作，都在各方面和不同層次受到影響。

最近，特首曾蔭權說：香港的經濟是二十年來最好的。中國大陸的經濟，也是四九年以來的五十八年最好的，但是貪腐卻是最嚴重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曾多次說：「不遏止貪污腐敗，就會『亡黨亡國』」。但貪污腐敗至今毫無逆轉，前途如何？曾蔭權有沒有想，假如中國的貪腐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甚，香港的前途將會怎樣？

轉自《動向》２００７年１月號

中共駐港特工主管潘曉章之死

中共駐港特工主管潘曉章之死

作者﹕汪海濤

【大紀元9月22日訊】程翔被控間諜後，最人心惶惶的是中聯辦的人。因為香港最大間諜案曾發生在中聯辦。前中聯辦特工魏曉章被捕後在獄中離奇死亡。牛津學者徐澤榮亦因潘案牽連無辜蒙冤坐牢。

香港名記者程翔在中國大陸被捕並指控為台灣間諜，在香港新聞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有傳媒落井下石，參與抹黑，指程翔是為養大陸情婦而下海作問諜，後證實情婦為子虛烏有，但已夠做中國新聞的記者嚇出一身冷汗。有記者公開聲明，「如果哪一天我在中國被抓，請行家記住我在大陸沒有女人。」

但據資深消息人士說，程翔案引起的更大恐懼來自於親中陣營，一些平常活躍於兩岸，周旋於四方的人士最近已沉寂下來，減少走動，唯恐出事，而最緊張的竟然是中聯辦（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前身香港新華社）內部的人員。

英國間諜案要角潘曉章死於獄中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中聯辦曾鬧出一宗相當大的間諜案子，多個中聯部官員被指控為英國負責對外情報的軍情六處（ＭＩ６）收買，為英國收集情報。涉及此案的有前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劉林、台灣事務處長魏平元、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及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的秘書陳瑜林。此間諜案去年十一月結案，上述諸人分別判不等刑期。但此案仍有相當多的疑點，其中判無期徒刑的陳瑜林在英國的妻子一直為丈夫喊冤，堅決否認陳瑜林曾為英國作問諜出賣新華社的情報。而最啟人疑竇的是此案中一個最關鍵人物、前新華社保安部主管潘曉章始終未曾曝光，而且兩年前潘在廣州獄中離奇死亡，至今外界無人知曉。

中聯辦保安部是一個負責監視香港地下黨組織（港澳工委）和中共駐港機構，類似明朝東廠式的一個中共內部的特工部門。潘曉章原是中共安全部人員，廣東人，畢業於廣東外語學校英文專業（此校由周恩來指示成立於一九六四年，設在北京、廣州等地，稱為「外交官的搖籃」，學生多為高幹子弟。廣州分校五百學員，半數已出國，數十名在香港中資高層任職，外校後改為學院），許家屯任香港新華社主任時調來香港掌管新華社保安部。

據知情者講，一九九九年國慶節前夕，潘曉章攜妻兒回國時被捕。當時潘已離開新華社，在港定居，仍負責安全部的情報工作。據說當局指潘曉章是雙重間諜，同時為英國做情報工作。而潘曉章被英國軍情六處收買的過程很戲劇性，他被英國情報機關用「美人計」拖下水。消息人士說，中共當局在九七回歸時已開始懷疑潘曉章，一直對他進行監視調查。而潘曉章被捕則與前新華社副社長鄭莘稍早時的叛逃出國有關。

新華社副社長鄭華逃美後傳已改容

鄭華當時早已退休，居於廣州，於一九九九年夏突然以公務護照赴美探望已在美國定居的兒子，結果一去不歸，並失去蹤影，成為六四後繼許家屯之後中共第二個叛逃高官。對鄭華的叛逃傳聞甚多，香港報紙報導指鄭華涉及數十億的經濟醜聞，但知情者講，潘曉章及蔡小洪等人均是鄭華主管香港新華社的舊人，而都是在那個時期被英國情報局策反，鄭華本人亦是被調查對象。

鄭華出逃後不久潘曉章即被召回國內逮捕，兩件事前後發生並非巧合。不過在蔡小洪案發生時，潘曉章早已死於獄中。當局通知潘的家人說潘是用膠袋蒙頭繩子纏頸自殺身亡，但家人不接受，懷疑是殺人滅口。

司法部長之子蔡小洪被英國收買

鄭華逃往美國，一去五年杳無音訊，有人說為防國際刑警追捕，早已整容改名換姓，無人可以辨認。

據香港傳媒報導，蔡小洪案被偵破，亦頗具偶然性。二００三年江澤民將赴港出席七一香港回歸週年紀念之前，中共官方監聽外國外交官的電訊通話，駭然發現對外保密的江澤民訪港行程及保安工作細節竟被外國獲知，在展開調查後偵破蔡小洪一案。蔡小洪、魏平元於該年七月被捕。己是香港居民的陳瑜林持有英國護照，是在次年年初用回鄉證進中國大陸時被捕。當時香港傳媒稱，除上述三人，另有前香港新華社辦公廳主任劉林和一名在廣東經商的港人被捕。

傳媒報導說，這位在深圳從事房地產生意的香港商人，在港英時代曾任香港警司，其秘密身份是英國軍情六處高級特工，所有香港新華社內奸皆是由他以高薪招募而成功策反。蔡小洪即接受其約五百萬港元的酬金。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香港九七回歸中國的聯合聲明之前，英國加強了對中國的情報工作，以掌握中共方面的內部決策。據許家屯回憶錄講，當時港英對中方人士秘密監聽很厲害，有時港澳工委秘密會議要在戶外召開以避監聽，甚至重要文件要派人親自遞交北京，但結果仍鬥不過英國情報機關。由於成功收買新華社掌握機要的高級官員，英國方面對中共方面，上至國家人事變動，北京對香港問題的談判底線，下至香港新華社內部的人事和日常工作，皆悉數全面掌握，使中共後來在政制問題、香港新機場修建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英國的談判皆很被動。

上述諸內奸中，蔡小洪最令人意外，因為蔡小洪為高幹子弟，三代均是中共特工，其父是中共司法部長蔡誠，袓父伍治之、袓母蔡楚吟二十年代已為中共從事秘密諜報工作，為周恩來手下得力幹員，想不到中共特務世家到根正苗紅的孫兒輩竟成了英國間諜，而且，為英國效勞達十年之久。據悉蔡小洪妻兒現在英國。蔡小洪判刑較輕，為十五年徒期，不知是否與其家世有關。

學者徐澤榮亦受牽連被監視

另一判無期徒刑的陳瑜林妻子趙東冬，指陳是被冤枉的。據亞洲週刊報導，趙東冬在程翔案發生後，聯想到丈夫的遭遇，已去函香港特首曾蔭泉求助，她說，陳瑜林認罪是被迫的，「如果不簽就派員警和警車到香港來捉我和孩子。」趙東冬是香港居民。

趙東冬之說未必不可信。

一位前香港新華社工作人員認為，在這一個大間諜案中，不排除其中有人是無辜被冤枉的。因為據他們所知，在許家屯出走美國後，北京立刻要求在香港的中共情報人員回國接受審查。受潘曉章，蔡小洪案牽連，在香港回歸前在香港新華社工作過的人都被列入調查名單，受到懷疑。被控向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二０００年六月在廣州被捕，二００一年判刑十三年的香港學者徐澤榮也在這個名單上，因為徐澤榮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香港新華社調研室工作過一段時期，曾任許家屯秘書，因徐首創「一國兩制」研究，為許所器重。徐與魏曉章很熟，也是廣州外語學校同學，後來徐澤榮離開新華社到中文大學讀研究生，又到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士，常往來英國與香港之間，因此早已被當局視為可疑人物，後當局立案審查潘曉章時，也對徐澤榮立案調查。因此徐澤榮被捕後，香港媒體一度指徐「為英國軍情六處做情報」。如果徐真是受潘案影響，當局顯然是抓錯了人。

據悉徐澤榮被捕後，中共國安部反間諜組將此案視為大案，大查特查，結果查不出任何結果，他的罪名是在被捕後搜查他的電腦意外發現他曾將一份五十年前的韓戰資料交給韓國學者而事後追加的。徐澤榮一案是冤案。

知情者表示，中共反間諜工作一直是抓階級鬥爭警惕性過敏打擊面過大，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極左傳統，在香港的中方人士只要社會關係複雜，交遊廣闊都會懷疑是特務，在內部被秘密立案調查，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亦曾被懷疑接受台灣國民黨高層任務，為台灣作特務。甚至許家屯赴港時的新華社秘書長楊奇也曾被懷疑是英國和台灣特務被立案調查。前中共《新晚報》總編輯羅孚一九八二年在北京被捕，被控間諜，判刑十年，但坐牢一年即獲釋軟禁於北京，於一九九三年獲准返港。由於當事人不願談案情，此案真偽至今成疑，很多人懷疑被冤枉的可能性甚大。

正因此程翔案發生後，最驚惶的是中聯辦的人，因為在香港人中，其正夠資格也最可能當間諜的是他們，而最可能受牽連被冤枉的也是他們。

轉自2005年9月開放雜誌

(http://www.dajiyuan.com)

金堯如

2007/0606

8964之後，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員在內的中共黨員與中共決裂公開聲明退黨。中共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是這次退黨大潮中的代表人物。

金堯如先生是中共資深特工人員，一生經歷奇特。人稱金老總的金堯如是浙江紹興人，1923年出生，先後負責領導和組織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學生運動和台灣地下黨運作。一九四八年，金堯如從台灣轉到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員工，五十年代初，他開始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文革期間，金堯如曾被中共召回廣州關押近兩年，以及勞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將他調回香港復職《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他主導《文匯報》的社論「開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移居美國，但他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導民主自由。金堯如於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裡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幹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盡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裡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

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

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後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後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托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

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裡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裡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裡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裡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裡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裡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後，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

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

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

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裡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後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

53 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共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

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

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

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

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8、64後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鬥我，我鬥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裡的幹部、知識分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裡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9、江澤民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洩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瞭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中共國特務間諜大揭密、讓你認清周圍形形色色豺狼嘴臉

中共國特務間諜大揭密、讓你認清周圍形形色色豺狼嘴臉

* 共特資料 *

特務情報部門是中共國最神秘的部門，其中尤以總參、國安、公安等機構最為臭名昭著，本文在下面將逐一加以介紹。

* 總參軍事情報間諜機構

在早期的戰爭年代，共產軍總參謀部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指揮機構，那時的軍事情報機構是在中央軍委之下設置的總情報部，而總參之下只設有一個主管情報的二級部門。其後，隨著中共軍事建制的不斷調整，所有的軍事部門都歸入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即所謂的三總部），軍事情報機構也相應地編到了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治部聯絡部名下，從而確立了今天傳聞中的共產軍情報特務架構。

外界俗稱的「總參情報部」是指總參二部，這是因為總參二部主要負責搜集軍事情報，它包括有三部分功能﹕
一是向外國派遣以各種身份為掩護的搜集軍事情報的特務﹔
二是從外國的公開出版物上分析軍事情報﹔
三是向中共國駐外使館派出武官。

為滿足軍事戰略情報需求而從事搜集活動的軍事特使（間諜），屬於總參二部特使處。特使處又叫三處，有四百多員工，按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區對特使搜集活動的重要性，又被細分為幾個小組。其中，最重要也許是最活躍的一個小組，據悉是以土耳其為基地的，而另一小組好像是設在非洲，其它一些小組的活動中心設在哪裡則鮮為人知。

中共國軍事特使負責搜集有關外國武器技術、戰爭規模、軍事學說、經濟和政策方面的情報。很多這種信息都能從公開渠道得到，但敏感技術一般來說還必須採取秘密方式才能獲得。正因為軍事特使肩負秘密搜集情報的任務，所以必須通過內部培訓項目來訓練間諜們的專業技能，而諜報技巧和語言能力則是培訓項目中必不可少的。最近被重新命名為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的南京外交學院，就是專屬總參二部的用以傳授共產間諜諜報技巧和外語能力的一所大專院校。　

   總參二部還設置有三個情報分析處，專門負責對特定地域目標進行深層次的情報分析﹕

四處集中瞭解獨聯體和東歐的政治軍事政策，

六處的工作重點是與中共國相鄰的亞洲國家，

五處則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分析處。

一般來說，五處主要是利用公開渠道得到的出版物進行政治和經濟分析，它們最喜歡的兩個美國資料來源就是國會的報告和藍德（RAND）公司的文件。由於這些特務對美國和歐洲公開出版物所反映的文化、政治信息有很強的辨析能力，因此五處間諜都是中共花長時間、大力氣專門培養出來的能適應西方生活環境的分析專才。而且，五處派駐美國的分析家大都在美國工作很多年，對西方世界瞭解甚多，所以在中共國情報圈內都享有較高的聲譽。

總參二部新成立的科技處又叫七處，職責是研究、設計和開發技術。它下屬有六個研究機構﹕
開發諜報設備的第五十八研究所、
生產技術性援助設備的海鷗電子設備廠、
北京電子廠、
第五十七研究所、
北方交通大學計算機中心和
該處自己的計算機中心。

七處的存在表明，總參二部正在策劃瞄準國外未來科學技術的諜報活動，而軍事技術搜集單位和科研中心緊密合作，也強有力地証明瞭技術情報支援在中共國高科技武器發展方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總參二部下屬的其它機構是﹕
一、檔案局，專事收藏海外的公開出版物，而負責翻譯和重新出版其他國家軍事雜誌的對外軍事出版公司則是該處的下屬單位﹔
二、機要局，負責處理、傳達和收藏機密文件，並為文件的分類統一標準﹔
三、綜合局，為工作人員提供後勤服務，如交通、辦公設備、娛樂中心和飲食等﹔
四、警衛局，負責中共國和共產軍中央軍委委員及各總部頭頭的人身安全，它在二部各機構的安全工作中享有特殊的司法權，尤其是在預算和支配行動方面享有最大的自主權。

   總參三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偵聽，也就是通過設在各邊境和沿海地區的無數「監聽站」進行電子情報的截收工作。該部情報人員負責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聽監看外國的無線電信號和視頻節目﹔互聯網出現後，又增加了對電子網絡的監視任務。

   需要說明的是，現在的總參二部、總參三部，都早已不只局限於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了。例如，總參三部目前有十三萬大軍負責監聽所有的國際長途電話、傳真，並進行同步錄音﹔為此，工作人員只需在監聽設備上預先輸入一些特定人物名字、敏感事件名稱以及一些隱諱詞彙，錄音機、傳真機就會在相應信號進入時自動跳出，方便監聽特務及時跟蹤蹤監視檢查。

   中共國駐各國大使館的武官都是由總參二部派出的，而不是一般認為的由外交部或國防部派出的。武官全都是有軍職的，級別最高的是駐美國的武官、正軍級、軍銜是少將。駐其他國家的武官有些是正軍、有些是副軍，但多數國家的駐在武官都是正師級，也就是大校。

   現任共產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的熊光楷，原來曾任總參二部的副部長、部長。九九年因遠華走私案被調離該部部長職位的姬勝德是九五年接任部長職位的，後被調到軍事學院下面的一個負責制定軍事條例的部當副部長，實際上是降了半級﹔姬也是在此職位上被正式逮捕的。

一般來說，按照總參二部負責對外搜集情報的職能，它是不能插手中共國內部事物的，可無法令人理解的是，地方上的事務總參特務有時也會介入。為此，在共產國的重要城市，總參二部就設置了五個局﹕
廣州局、
北京局、
天津局、
上海局、
瀋陽局。
這些局，都是以駐在城市某某辦公室的名義出現的，從名字上看，根本看不出是特務部門派出單位。比如說，廣州局就叫廣州市人民政府第幾辦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幾辦公室。二○○○年十一月，北京那個辦公室的正、副局長、正、副政委全都給撤了，原因僅只是這些人系姬勝德部下，而走馬上任的新局長卻是原來駐俄羅斯的郭姓武官。由此，也從另一個側面証實了，這類以市府辦公室名義出現的機構同總參二部的緊密組織關係。

   此外，共產軍的七大軍區（廣州、蘭州、南京、成都、濟南、北京、瀋陽）也都擁有自己的情報部門，但級別不高，屬正師級。而總參二部是正軍級，所以姬勝德是少將﹔原總參二部部長、著名特務頭子熊光楷，也只是在當上副總長後提的上將。軍區情報系統的業務同總參二部有些交叉，例如在對外派人方面，特別是在派駐香港方面，軍區情報部門也可派出。但一般來說，除港澳以外的地區，派到加拿大、美國的軍情人員，肯定是總參二部派的，不會是軍區情報部派的。

   總參二部還有一個研究機構，對外的公開名稱是「國際戰略研究學會」。所以，凡屬戰略研究協會的專家學者，都是總參二部的軍官。比如說，在陳水扁上台以後，台海局勢緊張期間，經常發表針對台灣講話的那位共產學者辛旗，這就是總參二部的一個秀才。總參二部的情報水準比黨國的國家安全部要高出很多，因為它從紅軍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根基深遠，有中共國的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稱。

* 三種等級的情報特務﹕密工、商干、掛靠

   自從共產軍開始搞第三產業以來，軍隊走私發展越來越大，這也吸引了中共國社會上許多人以有軍方背景為榮，當然更希望有軍情背景做靠山。中共國特色的一道新的風景線就是，許多人都願意自報家門、宣稱自己是總參二部的人，遠華走私案巨頭賴昌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在總參二部特務的圈子裡，特務和特務卻有非常大的區別，這是一般外人甚少瞭解的。按規定，總參二部情報間諜分三類﹕密工、商干和掛靠。

第一種特務是總參二部的專職間諜，是受過專業培訓的在編人員，在圈子裡被稱為「密工」（國安部和公安部的這類在編特務則叫「密干」）。

第二種特務是半在編的，在圈子裡被稱為「商干」。說他們「半在編」，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報部的電腦，但是人員並沒有進入軍情系統的行政編制。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一個叫張鵬的，在廣東出事了，不管他是打人了、搶劫了、還是開地下妓院了，只要沒有死人，公安來抓張鵬的時候，張鵬就可以說﹕你不能動我，我是搞情報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張鵬出境時，超過中共國外匯管理局關於共產國民到香港只能帶六千港幣的規定、隨身帶了六十萬港幣被海關抓住，張鵬又會告訴海關的人，你不能動我，我是情報口的，是某某的人。這時，海關就可能

會打個電話到有關部門去問，而因張鵬的名字是上了情報口電腦的，那邊就會說﹕張鵬是我們的人。這樣確認了之後，海關這時就只能放人、放錢了。

   其實在第二種人裡邊，又可以分兩類﹕一類是比較接近於「密工」的，是既上了軍情電腦名單、也正式發了軍裝的，並且在名義上還有一份工資，軍委是認賬的。如果這個人確實是因為搞情報工作送了命，那麼這筆錢會交給這個人的家屬﹔或許，他的這份工資平時並沒有領取，但共產國家也會替他存著。而另一類人其實並不做情報，也可以說這類人進軍情部門純粹是為了平時能夠靠二部的關係作買賣賺很多錢。因為，誰都知道，中共國軍情部門有所謂的免檢章，有貨物進口免檢的絕對特權，這種人如果同軍情部門的關係過硬，可以賺很多錢。這時，這個人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所得，捐給共產國家，支援中共國的軍事情報工作，算是互惠吧﹗

第三種人被稱為「掛靠」，中共國社會上這種人最多。但實際上，這些人的絕大部分都是掛靠在軍情部門設在地方上的辦公室的，比如說，掛靠在廣州軍區情報部設在地方上的「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五辦原來的政委叫傅軍，級別相當於廣州軍區情報部的副部長，以前當過廣州軍區人事處的處長﹔而這些辦公室的下邊又設有很多處，廣東省「五辦」下面就有五、六個處，每個處都有處長、副處長。每當掛靠者需要後台時，他就可以聲稱「我是傅軍的人」，或者聲稱是五辦某某處長的人。當年，共產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給情報口的十六字方針最後四個字就是﹕商情兩旺（以商養情），這就使掛靠上軍情部門的奸商們有了尚方寶劍，並為其謀取經濟上的最大利潤加上了雙料的政治保險。

也正是因為奸商們利用情報特務的特殊身份在社會上猖狂活動，所以一時間中共國的這類地方性軍情辦公室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地膨脹了起來。據說，當初李長春接管廣東的時候，他曾給江澤民打過一個報告，稱廣東省有二十二個「辦公室」，全都是軍、警、憲、特的。比如說，「一辦」和「三辦」是省公安廳的，三辦是「港澳工委」的，「四辦」是總參二部的，「五辦」是廣州軍區情報部的，而「保利集團」是「十六辦」，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是「十七辦」，劉華清的兒媳婦鄭莉是「二十二辦」。

在香港歸共前後，分管香港情報的港澳工委下面掛靠了很多人，尤其是當時為了保証香港的順利歸共、保証香港的穩定，中共國政府曾派遣了大批特工潛伏香港，這裡面當然也不乏「掛靠」的奸商特務。舉個例子﹕在香港的某親共黨派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頭頭都是共產黨員。香港的一家主要電視傳媒鳳凰衛視的老板劉長樂，就是總參二部派出的文化特務﹔據說，香港另一知名電視傳媒的第一大股東也是中共國家安全部的人，只不過是以某X 公司的名義出現而已。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澤民下令軍隊和商業脫鉤，但並不包括軍情部門在海外的公司。

筆者遇到過一個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後來又在香港工作過幾年的朋友，他告訴筆者，他移居香港後，見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隊認識的一個戰友，這位戰友也已經拿到了香港的居留權了。那人是早些時候帶著任務被派到香港的，其任務就是到各大商場、酒樓、酒店、電影院等地聽人「聊天兒」，搜集香港社會上的反共情報，和香港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所以，中共國情報圈內有句調侃話﹕如果黨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產黨員名單全部公佈出來，那就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屬於「掛靠」的第三種人往往就是在社會上的一些奸商生意人，而這種人在廣東、福建等地區就更多。比如說某個個體戶，他跟「五辦」的某個處長熟，就跟這個處長說願意給這個處做事，這個處長如果看上了這個人，就說，好吧，你是我們的人啦，然後就會發給這個人諸如「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的工作証。不明就裡的人，會以為這個人就是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而實際上他僅只是在社會上替共產黨搞業餘情報的人。這種人，在整個情報系統裡地位是最低的，但也是在社會上最能唬人的。因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商干」，本人並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有這種為情報口做事的第三種人才喜歡到處去宣揚自己是總參二部的。但實際上，這種人的名字並不在電腦上，這個人維繫情報部門的關係就是靠搞定某個辦公室的處長或其他頭目，然後打著情報人員的招牌去做買賣，買賣做成後再給這個關係處長一些回扣。「掛靠」特務最好的結局是，如果那個關係處長把回扣上交了，那麼總參二部會向他發一個公文，証明一下他的貢獻。

再舉個例子，比如說，有一個叫王鵬的，要帶六十萬美元出關﹕如果這個王鵬是「密工」或「商干」，那麼王鵬就會順利出關，不會有什麼麻煩﹔但如果王鵬只是屬於「掛靠」，在情報部門的電腦上沒有王鵬的名字，那麼這時候，所謂「幾辦」、「幾辦」的身份就不夠用了。這時候，就需要由廣州軍區出一個公函，說王鵬帶的這六十萬美金是替他們帶的，是到境外搞情報工作需要的，於是這六十萬美金就可以順利通關了。但是這樣做，要事先和情報口打好招呼，說好分給對方多少。還有一種情況，如果王鵬想在深圳開一家桑拿浴室，營業中有賣淫的成分，公安發現了要來抓王鵬。遇到這種種情況，王鵬就要先和「五辦」說好，答應把賺到的錢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紅利給廣東「五辦」。這樣，「五辦」就會在公安來抓王鵬的時候，以情報部的名義出一份文件，說這個桑拿浴室是他們工作的一個點，是情報部門設的。然而，這種享有「掛靠」待遇的人，其命運往往都掌握在關係處長的手裡，處長不用向主任報，自己控制就可以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福建、廣東、廣西出來混的個體戶，都能拿著個「幾辦」、「幾辦」工作証的原因。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一個「五辦」那樣級別的處長有批一張香港單程証的權利，但這單程証不是由情報部門直接發的，而是得繞個彎子通過黨國公安系統來發。因此，每當情報部門認為有必要時，它就會向公安發証單位出一個公文，說有幾個人要派往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會發給這些人單程証的。

儘管第三種人喜歡在社會上吹噓自己是總參二部搞情報的，或者是國安的，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什麼保障的，如果負責他的那個關係處長換了人，新上任處長又不承認他的「掛靠」關係，那他就會被自動「除名」。除非，前任處長向後任處長介紹說，這個關係比較有用，每年能替我們賺多少錢、搞多少情報、對我們很有用，需要新處長繼續支持等等，這個人才會被留下來繼續使用。

* 國安和公安情治特務系統

中共國國家安全部實際上是一九八三年才設立的。早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情治單位叫做中共中央社會部。當時的社會部，負責向中共高層提供情報和資訊，並有專人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定期撰寫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後，該部改為中共中央調查部，中調部負責向駐外使領館派出特工人員，專門負責所在國的情報搜集工作。當時的中調部八局，就負責情報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對外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就是現在的中共國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後來，由於中調部在「文革」中捲入派系鬥爭，打亂了陣營，嚴重影響了工作，使得中調部一度被取消，改由總參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調部才又逐漸恢復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復出，開始進行中共情治機構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員，也由以前從中調部派往各駐外使領館，改為以記者、商人、學者等身份作掩護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共產中央政治局秘書長、公安部長劉復之向政治局請示，要求改組中調部，計劃將中調部屬下的安全部和公安部反間諜機構合併成為「國家安全部」。中共政治局批准了這一設想，於是國家安全部正式設立，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後來，由於在一九八五年發生了國安部局長俞強生叛逃美國的事件，凌雲因此被撤職，改由賈春旺出任國安部部長一職。賈春旺在這個職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轉任公安部長。

國安部是維護中共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國務院職能部門，可以行使黨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安機關偵查、拘留、預審、逮捕的職權，它除辦公廳以外下設﹕第一局(機要局)，主管密碼通訊及相關管理﹔第二局(國際情報局)，主管國際戰略情報搜集﹔第三局(政經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科技情報搜集﹔第四局(台港澳局)，主管台港澳地區情報工作﹔第五局(情報分析通報局)，主管情報分析通報、搜集情報指導﹔第六局(業務指導局)，主管對所轄各省級廳局的業務指導﹔第七局(反間諜情報局)，主管反間諜情報搜集﹔第八局(反間諜偵察局)，主管外國間諜的跟監、偵查、逮捕等﹔第九局(對內保防偵察局)，主管涉外單位防諜，監控境內「反動」組織及外國機構﹔第十局(對外保防偵察局)，主管駐外機構人員及留學生監控，偵查境外「反動」組織活動﹔第十一局(情報資料中心局)，主管文書情報資料的搜集和管理﹔第十二局(社會調查局)，主管民意調查及一般性社會調查﹔第十三局(技偵科技局)，主管偵技科技器材的管理、研發﹔第十四局(技術偵察局)，主管郵件檢查與電信偵控﹔第十五局(綜合情報分析局)，主管綜合情報的分析、研判﹔第十六局(影像情報局)，主管各國政、經、軍等影像情報，包括衛星情報判讀﹔第十七局(企業局)，主管該部所屬企業、公司等事業單位。

國安部現任部長許永躍﹕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四二年七月生，河南鎮平人，其父許鳴真，一九四七年肄業於香港達德學院經濟系，後參加共產軍，一九八七年任國防科工委紀委書記。許永躍一九六○年畢業於北京市公安學校，一九七二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國科學院負責人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秘書，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和文化部長朱穆之秘書，一九八三年任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秘書，一九八八年任中顧委副秘書長兼中顧委主任陳雲辦公室主任(副部級)，一九九三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一九九四年六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一九九八年三月任共產國家安全部部長。

   中共公安部情報系統同國安部情報系統相比，公安部的情報系統資格要老得多。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開始，共產軍在接收各地政權時設立的軍管會，就是各地公安機關的前身。軍管會在當時的一項最主要任務，就是肅清潛伏下來國民黨特務，以及各種反抗中共政權的勢力。隨著共產黨政權的初步建立，軍管會中的治安機構也改名為各地的公安廳（局）。在黨國的中央政府裡，則設立了公安部，統管各省（市）的公安廳（局）﹔各省（市）的公安廳（局）再分管所屬地區及市的公安局。中共國第一任公安部長是羅瑞卿。原軍管會中肅清敵特分子及內部保衛的任務，是公安部設立後的主要任務，因此各省（市）的公安廳（局）都把分管這部分工作的部門列為第一處，當時稱為敵偵處﹔而在公安部裡則是第一局，也就是敵偵局。這，就是公安部情報系統的最初架構。

在敵偵處被賦予的七項職責中，並不包括對外情報搜集，它只負責肅清內部的敵人，負責偵聽、監測、追蹤、搜捕任何被派到中共國內部的海外敵特，此外也負責調查、偵破任何反抗當局的地下勢力。例如，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的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運動，就是主要由公安部門執行的。

   敵偵處後來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在多數省、市，敵偵處又按照分工不同分成兩個處、甚至三個處。一九八三年，中共國決定設立國家安全部，敵偵處的─大部份和中調部合併，組成了國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廳（局）至今仍然保留著原敵偵處的建制，並又逐步地恢復發展，到九十年代，已經形成了與國家安全部並列的又一大情報系統。這個系統，在職責上是同國安部重疊的，它也向海外派出專職或兼職的的情報人員，但搜集情報的重點仍然偏重海外敵對勢力向中共國的滲透。

* 共產軍總政治部

總政的一大職責是進行反情報作業，主要由總政下屬的保衛部負責。按共產概念，凡是威脅或對共產黨領導軍隊表示質疑的任何行為都被定義為廣義的政治案件，而總政當然地承擔了這方面的反間工作。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年，中共軍事法庭和檢察院受理的六百多起與低層官員有關的政治案件，其中涉及四百多人的三十五起被定性為「陰謀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的案件，就是總政的傑作。

   總政下屬的聯絡部也從事秘密的情報活動，它將黨工特務改扮成商人安置到海外專事搜集有關台灣的信息，其主要對像好像是台灣的軍事人員。據報道，聯絡部特務都是些外表有教養、有經驗的中級共特，很難被常人識破。

*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現改為總裝備部）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有從事公開和秘密情報搜集活動的能力和職責，它在各省和生產軍用物資的十四個部門內都設有辦公室。該委員會負責軍事技術和武器方案的研究和策劃，並通過總參二部和國安部獲得所需的外國技術。由於有必要得到第一手的高科技知識，所以該委員會工作人員也會試圖竊取有軍事應用價值的外國技術，而派遣科學家以學術交流身份到海外搜集信息，則是它慣用的伎倆。

通常，國防科工委人員經常以新世紀公司幹員身份去美國和西歐購買和獲得那些標明不能出口的技術。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新世紀公司和保利技術公司實際上是武器進出口的軍事機構。具有同樣業務的另一表面獨立的公司，是下屬於共產軍總後勤部的新興公司。八十年代中期，新世紀公司就在波士頓非法購買和運輸了標明不能出口的船上航海設備。而名義上歸中共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管轄的保利技術公司，按其組織系統則是隸屬於總參謀部，它的現任總裁是賀龍之子賀平，賀的老婆則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

新世紀和保利同以下公司有聯繫﹕
中共國北方工業公司、
中共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
中共國國家造船公司、
長城公司、
中共國電子進出口公司、
中共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
以及中共國核能工業公司，
因此，當人們看到這些公司的字號時，那就意味著共產特務已經滲入到了你的身邊。

國防科工委用來獲取技術信息的另一方法是邀請外國專家訪問中共國，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的李文和核武洩密案，就是因為李曾多次去中共國進行裡通中共的「技術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國防科工委向來都慷慨大方地負責外國訪問科學家及家屬的所有費用，而中共方面參加外國來訪者特別會議的某些人，原本就是該委員會負責分析海外軍事科技應用與發展的情報所情報特務。

* 新華社

新華社實際上也是中共國的情報收集單位，共產國民在文革時期對此應有最深體會。當時，打倒了中共國政府官僚的毛澤東，就是利用新華社記者滲透到黨國的各個領域，控制並調動各造反派武鬥，從中謀取最大政治利益的。此外，幾十年來，中共國一直都在海外安置有數百名的記者，他們大量搜集敵對和友好國家的信息，並編發成「內部參考」等各種信息彙編，專供黨國副部級以上共頭決策參考之用，其情報間諜的背景也就不言自明瞭。

* 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部

共產統戰部歷來就有從事秘密活動和搜集情報的職責，其公認的義務就是策動非共產主義的非政府機構配合和貫徹中共國的對外政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通過秘密活動影響其他國家和組織、實現中共國對外政治目標的、主動進攻型特務機構。例如，它專事操縱海外華人組織在某一特定問題上遊說其所在國政府，哄騙海外華裔科學家攜服務國家的機密效力中共當局。此外，統戰部也從事秘密的情報工作，其特工在外交部第二外事局的掩護下工作。一般情況下，該部所招收對像僅限於同台灣或西方國家有聯繫的華裔中國人。

共產黨中聯部與統戰部的工作職責相類似，但其對像卻是所謂的兄弟黨共產國家和同情中共黨的組織。

四月二十九日摘自看中國網頁、中華評述再編輯整理

為什麼「一國兩制」不能失敗？

為什麼「一國兩制」不能失敗？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是全世界的焦點，但它只是人們預期中，早已確定程序的一個官式儀式而已。對於御駕征港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而言，卻是他領導中國的一個時代的開啟。即使在已經過去的時間裡，香港並沒有發生人們曾經擔心的變化，中共在香港問題上恪守本份，香港秩序基本依舊，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增強，但香港未來之路依然漫長。

依照中共統治法理的邏輯，毛澤東領導奪取政權，為中共打下江山；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家走向富強。江澤民呢？雖然擊敗了「楊家將」、陳希同，中共文件、會議不斷強調「江核心」的稱謂不變，鄧小平去世又使江澤民擺脫了「兒皇帝」的形象，中共十五大上則順利建立個人班底，但這些都不足以樹立江澤民真正令人信服的威信。而香港主權回歸，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正式開始，如果以此模式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大業，江澤民顯赫的歷史地位便奠定無疑。

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九九七年把「香港回歸」在全國炒得那麼狂熱，江澤民也並不講究與英國的對等，親自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前往香港出席主權交接儀式，向全世界宣佈「江澤民時代」的開啟。

從已知的江澤民關於香港問題的說話，似乎可以顯示他的頭腦還算清醒，有望能有力糾正過去幾年中共過左的港澳政策。江澤民講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說並不怕其他勢力搞亂香港，最怕的是中共自己搞亂香港。可以說，他抓住了香港問題的本質。從錢其琛聲稱對香港反對派勢力「有容乃大」，到國務院港澳辦不斷強調大陸各部會、省市不可插手香港事務，表明北京的確試圖盡力保證「一國兩制」的實行。

當然，對香港前途具有信心，並不是基於中共領導人的承諾，或者一紙《基本法》的保障，而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保證五十年不變並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念，卻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這也是中共為什麼一九四九年不「解放」香港的原因所在）。

「一國兩制」是未來相當一段時間中共最大的戰略利益，江澤民如果能成功地領導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對中國的現代化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亦會緩和與西方社會的矛盾，強化中共在亞洲的中心角色，同時對與台灣建構和平、合作關係起到良性的作用。

倘若「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了，就國家利益而言，上述戰略目標都會逆轉；就個人而言，江澤民即使待在台上也是徒有虛名。

然而，即使「一國兩制」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也是江澤民個人威信的需要，但能否真正良性地實行，仍然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因素。

「一國兩制」固然是和平解決香港前途最理想的政治構想，但作為一種國家架構，能否使兩種制度（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兩種文明（東西方文明）在一個國家名義下共存，畢竟沒有歷史證明可行性。

何況，香港與中國大陸綜合力量對比懸殊，北京具有絕對的干擾、控制香港的能力。

在此情況下，北京是否可以真正能長期對香港放手？甚或對香港某些反對北京的聲音保持足夠的寬容？

可以不懷疑江澤民個人對香港問題的判斷能力，也可以相信江澤民個人實行「一國兩制」的意願，但他是否真正有能力阻擋大陸各種勢力對香港的侵蝕？

從近年中共口喊反貪污反腐敗口號越來越響，貪污腐化情況卻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來看，可見中共權力運行機制已經變形，很難相信中共在港澳方面的禁令能行之有效。

事實上，北京中央各部委、中央軍委三總部各兵種、各省市均有諸多勢力早已進入了香港，並多對自己在未來的角色雄心甚鉅，他們與北京領導層的關係又千絲萬縷，江澤民又奈他們何？

無論如何，香港主權的和平回歸，雖然其過程有鄧小平、趙紫陽的領導功勞，但最終在江澤民手中完成，也當給江在歷史上記上一筆。

然而，在慶祝主權回歸的狂歡之際，江澤民應當清醒：歷史給中國人留下的屈辱不僅僅是香港主權被他人佔領，而且被殖民統治的地方居然比自己管理的地方要成功太多。倘若香港主權回歸後出現衰落、混亂，豈不是中國人的第三重恥辱？從這個意義上說，唯有讓「香港明天更美好」才真正使中國人雪恥，也使江澤民時代確立。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寫於香港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略作增補於紐約

後記

這本著作歷時一年終於完稿，首先得感謝多位提供資料、意見的師長和友人。

特別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先生，不僅僅是他的《回憶錄》成為我們寫作時的重要參考資料，而且他多次接受訪問，使我們受益良多。

香港、台灣、大陸有關香港問題的書籍和報導，也成為本書寫作時的重要信息來源。有的書中已列明，如有遺漏，特致歉意。

即便如此，我們在此書完稿之後，並沒有請許先生或其他的香港問題專家過目，書中所敘述的事例和評論的觀點，如有出入或偏頗，全部責任都由我們承擔。我們樂於接受專家們和讀者的指正，以求在再版時減少謬誤。

何頻高新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

作者

為了撰寫此書，何頻曾前往香港，參與香港主權回歸的採訪活動，歷時半年之久；高新則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進行了中共與香港關係的專題研究。

擁有豐富的資訊來源，不受外界政治壓力和個人政見影響的獨立分析，是何頻與高新著作可信度的保證，也使他們成為頗受歡迎的中國政治問題專家，經常在BBC、美國之音、CTN等電子媒體和香港、台灣、日本、美國等地報刊上發表評論。

何頻與高新的著作暢銷經年，《中共「太子黨」》、《江澤民的幕僚》、《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鹿死誰手》、《朱鎔基傳》、《江澤民的權力之路》、《誰領導中國》等廣泛流傳於海內外，且被譯成多種語言。

Tuesday, November 13, 2012

Health Exercise: 無價寶﹐收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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